琴棋书画诗酒花茶：欧阳修与古八雅丨新知im电竞

　　

　　文博时空 作者 尹博 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诗、酒、花、茶，是古代被推崇的八件雅事。诗云：“善琴者通达从容，善棋者筹谋睿智。善书者至情至性，善画者至善至美。善诗者韵至心声，善酒者情逢知己。善茶者陶冶情操，善花者品性怡然。”

　　在文人修养的图像中，琴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古八雅中琴在首位，其地位可见一斑。相传，伏羲制琴，其目的便是为了抒发人的性灵、与自然沟通，从而达到心灵的陶冶。

　　当然，伏羲所制古琴，为更早的五弦古琴。到了欧阳修的时代，古琴早已从五弦发展到七弦。欧阳修对琴艺的修养，也是指对七弦古琴的习练与欣赏。爱琴之人往往会为自己的琴起一个风雅的名字，“千岁声”便传为欧阳修的旧物，其上落欧阳修“六一”印，至今仍被收藏保存。

　　吾家三琴，其一传为张越琴，其一传为楼则琴，其一传为雷氏琴……其一金晖，其一石晖，其一玉晖。金晖者，张越琴也；石晖者，楼则琴也；玉晖者，雷氏琴也。金晖其声畅而远，石晖其声清实而缓，玉晖其声和而有余。

　　这三把琴已经佚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不过，从欧阳修对使用这三把琴的评价中，可以窥见他对琴艺是十分内行的。永叔说张越琴，则“声畅而远”；说楼则琴，则“清实而缓”；说雷氏琴，则“和而有余”，能够对琴声加以细致的辨别，本身就需要深厚的古琴功力。作为一代大儒，“和而有余”的雷氏琴更符合欧阳修对音乐的审美，《乐论》所谓“礼别异，乐合同”便是强调以乐和内的思想。

　　雷氏琴固然更符合儒道，但琴徽是琴弦音位的标志，琴面的金徽、玉徽在烛火下容易夜间反光不定，石徽不易反光，方便走手取音，欧阳修晚年在视力不佳的情况下，更多弹的是石晖的楼则琴。晚年的欧阳修受眼疾所苦，又“中指拘挛”，弹琴有助于疏通血脉与筋络，是以欧阳修把弹琴作为养生保健的工具，“理得十余年已忘诸曲”，复习起常年遗忘的曲子。

　　欧阳修能琴，并常常以琴会友，琴在良友群晤时有移情遣兴的作用，在这种场合最是适合不过。欧阳修的琴友，可以查考的如范仲淹、苏舜卿、苏轼、江休复、孙道滋等人，都是当时的文人学士。

　　欧阳修的琴友中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遵。沈遵与欧阳修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黄佑二年（1050 年）前后，沈遵在北宋期间担任太常博士，拜读《醉翁亭记》后夜不能寐，即刻收拾行李前往滁州。在游历醉翁亭后，沈遵感念《醉翁亭记》文意，纳入琴音，一心想着作一曲《醉翁吟》为永叔和。

　　沈遵的琴曲创作后一直不曾示人，所谓高山流水，知音难觅，到至和二年（1055 年），沈遵终于得以初遇欧阳修，在欧阳修出使契丹的途中与他会晤，为欧阳修亲自演奏了这首《醉翁吟》。

　　《醉翁吟》“宫声三叠”，艺术水准很高，欧阳修听罢此曲也是十分感动，亲自为沈遵写了《醉翁吟并序》作为歌辞。永叔大手笔后，《醉翁吟》也是逐渐传开，为时人激赏。殊为可惜的是，欧阳修创作的歌辞并不十分匹配《醉翁吟》，无法很好地配合琴曲唱出。好事者争相传播《醉翁吟》，为《醉翁吟并序》中的歌辞谱写新曲子，但都不怎么理想。

　　一晃快三十年过去，欧阳修和沈遵都化为一抔黄土，与世长辞。只是沈遵的弟子崔闲还一直挂念着这件事，为有曲无词不配其声感到十分惋惜，便向欧阳修的弟子苏轼请教，“常恨此曲无词，乃谱其声，请于东坡居士。”

　　这桩遗憾在欧阳修和沈遵之间结下，又戏剧般地在他们的弟子之间终止。元丰五年（1082 年），此时苏轼正被贬黄州，崔闲从庐山竹杖芒鞋，便来拜谒，两人一见如故。待说明《醉翁吟》这一遗憾后，崔闲“为弦其声”，苏轼“倚为填词”，琴曲一气呵成，未作一字删改。词云：

　　“琅然清圆，谁弹响？空山无言。唯有醉翁知其天。月明风露娟娟。人未眠，荷篑过山前。曰有心哉！此弦。醉翁啸咏，声如流泉。醉翁去后，空有朝吟夜怨。山有时而同巅，水有时而回渊，思翁无岁年，翁今为飞仙，此曲在人间，试听徵外两三弦。”

　　欧阳修的文人修养中，棋艺同样没有落下。对于欧阳修来说，伴随琴的，往往就是棋了，“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”，这是十分雅致的。

　　欧阳修对围棋非常痴迷，他早年便酷爱下棋，虽然棋艺并不很精湛，但与朋友往往要弈上几场才觉身心舒泰。欧阳修有一首关于围棋的诗比较特别，记载他做梦的时候都在与人下棋：

　　“夜凉吹笛”“路暗迷人”，棋局的开展，是在迷蒙、幻梦的氛围中。而“棋罢不知人换世”，是王质烂柯的典故。《述异记》载有晋时王质入山采樵，遇二童子对弈，便置斧旁观，一局看罢，再下山已是物是人非，沧桑百年。

　　迷蒙幻境中还不觉凄凉，欧阳修醒来，便只能借着酒力，排遣思乡的悲伤愁苦。人世如恍惚的迷梦，执子之人，又何尝不是局中人，梦中棋局，让欧阳修更显身世的无奈与失意。欧阳修的愁绪从何而来？在仕途意气风发时，却如“夕贬潮阳路八千”般处境一朝改变，力挺范仲淹改革却惨遭打压，离京数年，却仍不得回归。欧阳修往常仕途顺意时，弈棋之人自然是络绎不绝的，而如今处境凄然，过往的亲友此时不在身边，连下棋都只能成为一种梦中的消遣。

　　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“六一居士”也许正是因为世事的沧桑，才更热衷于弈棋，就像苏轼不爱下棋，却热爱观棋，胜负之间自有理趣浮掠，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。优哉游哉，聊复尔耳。”在棋局中浮沉，人生如浪涛般的起落，似乎也就不那么惹人烦忧了，永叔的梦中棋趣，也许就在此处。

　　欧阳修在书法上造诣颇深，苏轼评价他的书法“笔势险劲，字体新丽，精勤敏妙，自成一家”，朱熹也评价道：“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，外若优游，中实刚劲。”

　　欧阳修书法的风格特色追求一种神意，并不拘泥于法度im电竞，他的书法能够在自娱中挥洒自如，一刚一劲，一曲一折，尽是磅礴心境。这种风格特色的形成，与他对金石学的热爱不无关系。朱熹有言：“集录金石，于古无出，盖自欧阳文忠公始”，欧阳修可谓北宋金石学的开创者。金石学的“金”，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；金石学的“石”，主要是指石刻文字。而“书存金石气”，“金石气”一说便是从金石学中来的，金石学促进了书法上碑学的兴起，由金石学而来的“金石气”对书画创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。

　　宋代帝王为复兴儒学、恢复礼治，本就对古物有着偏爱，整理研究古物在宋人那里也成为热潮。在欧阳修庆历四年（1044 年），范仲淹改革失败后，欧阳修同样被贬到地方，被贬后的欧阳修百无聊赖，金石碑刻就成了他最大的爱好。欧阳修的朋友们因官职调动也能够游走各地帮助欧阳修收集碑刻。在大约 20 年间，欧阳修搜集到 1000 多幅拓片，他把这些金石器物的拓片集装成册，在嘉祐八年（1063 年）成《集古录》。《集古录》也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。

　　金石学的兴起，带来了金石碑刻质朴、古拙的审美风格，这种审美的风韵融入书法和绘画中，形成一种崇古的倾向。在书画领域，宋代官方就曾组织人员编写《淳化秘阁法帖》十卷本，主要使用王羲之、王献之的作品，作为书法的法度。

　　法帖的“法”，提供了一种传统的典范和摹仿的范本，但对典范的摹仿泛滥之后，书法难免矫揉造作，不能发乎自然。欧阳修并不反对崇古，但他的崇古不是刻板地保留前代的物质与文化遗存，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崇古，是获得古人艺术创作刚健清新的劲力。对于书法，他认为“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，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”，也正是因为这种源自金石学的崇古理念，欧阳修的书法才能“自成一家”。

　　获得古意的力量，不仅仅是从形式上，更重要的是精神内核。以这种理念为指导，“古”意味着合乎自然的“古拙”，要求艺术作品真实流露人的本性。正如欧阳修为《集古录》所作的序文写道：

　　“上自周穆王以来，下更秦汉、隋唐、五代，外至四海九州、名山大泽、穷崖绝谷、荒林破冢，神仙鬼物，诡怪所传，莫不皆有，以为《集古录》。”

　　欧阳修对金石字画的搜集，儒家的信仰不是他考量的主要因素，“神仙鬼物，诡怪所传”，永叔照样不加歧视予以收录，这样的标准是美学的，而不是道德的。以宋代皇室为首的对古物的搜集，更热衷的是代表正统性的礼器，对于山野的民间遗迹是兴趣不大的。反观欧阳修对金石字画的搜集，民间大量非名家的作品，占据的比例是相当大的。

　　《碧落碑》是现存最早的宋拓，原碑在今天山西新绛县城内龙兴寺。唐高宗总章三年（670 年）时，韩王李元嘉的四个儿子为纪念其亡母祈福而立碑。

　　此碑没有撰文、书丹及刻者的署名，且最后一个字缺了笔画，历史的真貌难以辨清，由此产生了种种有关其出处的说法。其中，有一则传说广为流传，欧阳修在《集古录》中引《洛中纪异》加以记载。

　　传说讲到，在碑文撰写完毕后，要找哪位书法高手来刻碑？却迟迟不能确定。突然有一天，有两位道士主动上门，请求承担刻碑的重任。在刻碑期间，两位道士紧闭门窗，在屋内雕刻足足三日，却不发出丝毫声响。有人觉得怪异，便破门一探究竟。这时，怪事儿发生了，屋内并无人迹，唯有两只白鸽扇翅飞去，转眼一看，碑文却已显现在石碑上。仔细端详，碑文末尾“终天何及”的最后一字“及”尚未刻成，因为开门过早过急，只留下白鸽的双印。而这一“双鸽刻碑”的传说，也被刻在《碧落碑》碑身右侧。

　　诗与酒，往往结合在一起。诗酒结合，是我国古代诗歌重要的传统。酒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被饮用的，正如《小窗幽记》记载：“春饮宜郊，夏饮宜庭，秋饮宜舟，冬饮宜室，夜饮宜月。”一觞浊酒，一腔诗意，万般悱恻，送入愁肠，换来不尽的快意。

　　酒常常是消愁解忧的，当永叔官场挫折，内心失意时，酒是他最好的伙伴。现存文献显示，欧阳修在滁州期间共作诗 55 首，与酒相关的有 26 首，占去了欧阳修滁州诗歌近半。

　　欧阳修号醉翁，在晚年自号六一居士，这两个称号无不与酒有关。其自传《六一居士传》记载了他称号的来源以及与酒的关系：

　　六一居士初谪滁山，自号醉翁。既老而衰且病，将退休于颍水之上，则又更号六一居士。客有问曰：“六一，何谓也？”居士曰：“吾家藏书一万卷，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。”客曰：“是为五一尔，奈何？”居士曰：“以吾一翁，老于此五物之间，是岂不为六一乎？”

　　一万藏书、一千金石集录、一琴、一棋、一酒、一翁，此为“六一”。作为一代大文豪，最能代表他诗性的，就是这酒，因酒，才有诗意的醉翁，因酒，醉翁才有对世事的通达。也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能够代表艺术的精神一样，酒与极度需要灵感的诗是相通的，酒带来热情、自由、反抗、解脱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是一种超然的浪漫。“文章太守，挥毫万字，一饮千钟”，酒的精神于欧阳修就是诗的精神，这是独属于文人士大夫的境界。

　　在高兴快乐时，人们同样可以饮酒，不同于苦闷时酒使人消愁、旷然的功用，在诗会、酒会上的酒，更多的是一种娱乐、交际的作用。诗会、酒会中，有时以诗佐酒，有时以酒佐诗。欧阳修居颍州期间，便在聚星堂主持过盛大的诗酒会，《聚星堂诗集》便是欧阳修颍州诗酒会的产物。

　　在诗酒会这种愉快的场合中，还离不开乐舞助兴，美人、美酒、美歌、美舞，相得益彰。欧阳修的名作《浣溪沙》能极好地展现这种愉快的氛围：

　　湖岸的美景、动人的乐舞，都能激发人的酒兴，酒兴催发诗兴。“六么催拍盏频传”中的“六么”便是宋代的舞曲名称。白发戴花，说明欧阳修晚年雅兴依旧不减。

　　喜爱花卉，对文人来说是一种风雅。鲜花可以喻美人、君王、高洁的品性……很多时候喜爱花，并不只是喜爱花的视觉意义上的美感、嗅觉意义上的芬芳，而是上升到一种道德的价值判断。

　　欧阳修喜爱牡丹，“曾是洛阳花下客”。天圣八年（1030 年），24 岁进士的欧阳修便在西京洛阳留守推官。西京牡丹种类多样，花团锦簇，繁花似锦，欧阳修《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》记载的牡丹品种便有“姚黄”“魏红”“腰带鞓”“泼墨”“鹤瓴”等。洛阳地产牡丹，洛阳民众又喜爱牡丹，这种风气直接导致了欧阳修对牡丹的喜爱。

　　事实上，对牡丹的欣赏，在唐时就极度火热，白居易写道：“帝城春欲暮，喧喧车马度。共道牡丹时，相随买花去。……家家习为俗，人人迷不悟。”美丽的牡丹用其硕大的花朵、饱满的颜色赢得了众人的喜爱，更重要的是，牡丹具有艳压群芳的品格，能够标榜喜爱者的不羁于世与高贵的地位，这是牡丹在道德上的价值与意义。

　　宋代保留下来的民众生活用品中，牡丹的图样为数不少，足以说明这种喜爱与风靡。

　　然而，牡丹能够被人人欣赏，这就为牡丹蒙上了俗艳的阴翳，对牡丹的狂热冷却下来，也容易产生一些反感的心理。一些宋人更爱梅花的淡雅、莲花的不染，而不是牡丹的艳俗。对于儒家来讲，牡丹太过艳丽，一定程度危害正人君子的形象，很多文人对于牡丹是有避讳的心理的，宁可喜爱梅竹兰菊这些在道德上更“君子”的花草。

　　欧阳修是宋代第一个大胆肯定牡丹的审美价值的士大夫，其《洛阳牡丹记》为牡丹进行了道德上的正名。在欧阳修视野下，牡丹开放得如此美丽，如果不加欣赏，反而显得不解风情了。牡丹既不是“妖”，也不是“灾”，它的美丽并没有什么过错。花的道德意义，从来都是在人不在花，只不过世人往往愿意以其促狭。于欧阳修，牡丹不但不俗气，还有了劲骨刚心的坚韧味道。

　　有欧阳修这位前辈作为标杆，游览牡丹的愉快就不再是什么惹人羞怯的事了，对牡丹带来的色泽艳丽和心情的愉悦从不避讳，沉浸在这样的声色中也不会感到压力和焦虑，这一切都要托欧阳修为牡丹树立的非“妖”非“灾”的新形象。

　　“花之钟其美”，喜爱花卉的美丽是人之常情。自欧阳修大力推崇牡丹后，后代人以牡丹为题材创作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，文人画中表现牡丹也是极自然的事了。欧阳修的后辈如苏轼、司马光等均对牡丹给人的快乐直言不讳，苏轼写有《牡丹记叙》，司马光有《独乐园记》。牡丹自欧阳修后不卑不亢地重新进入了文人的审美图谱中，文人画的题材也得到了新的拓展。

　　古八雅中的最后一雅是茶，欧阳修与茶结缘深厚，可谓“茶人”。他曾参与北宋茶法改革，起草《通商茶法诏》，主张茶在市场的自由流通、改善沉重的茶税和变易不定的茶法；他也曾钻研茶的水品问题，写过《大明水记》和《浮槎山水记》，在陆羽对茶水“山水上、江水中、井水下”的水质划分基础上提出对水味的考证与辨别。不过，品茶的根本在于茶叶的好坏，最能体现欧阳修与茶结缘的，还是他与龙团茶和双井茶的联系。

　　欧阳修喜爱的茶叶是龙团茶，他认为龙团茶汇集了“天地之英华”，是“最灵物”。史载欧阳修在翰林院修《书》《新五代史》时，宋仁宗感念他修史的辛苦，就赐给了他一斤龙凤团茶，之后每个月都赐给他作为例赐。

　　龙团茶是北宋的贡茶，品味龙团茶，要用玉水注入，黄金碾磨，细绢轻筛，用流纹如丝似毫的兔毫盏来喝，十分精致奢侈。

　　到了仁宗庆历年间，蔡襄担任转运使，监制了一种更为名贵的小龙团茶，欧阳修也有幸得到过，他在为蔡襄《茶录》写的《龙团茶后序》记载有：

　　“茶为物之至精，而小团又其精者，录序所谓上品龙茶是也，盖自君谟始造而岁供焉。仁宗尤所珍异，虽辅相之臣，未尝辄赐。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，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，宫人翦为龙凤花草贴其上。两府八家分割以归，不敢碾试，相家藏以为宝，时有佳客，出而传玩尔。至嘉祐七年，亲享明堂斋夕，始人赐一饼，余亦忝预，至今藏之。”

　　小龙团的珍贵程度，已经不是龙凤团茶可以比拟的了。宋仁宗特别喜爱小龙团，就算是宋代位极人臣的高官，也没有赏赐过。只是在进行祭天的大礼时，仁宗才会赏给中书省和枢密院各一饼，每饼被四人平分。1/4的小龙团被高官收藏在家里当作宝物，只是有贵客前来时，才会拿出来给人欣赏，不敢加以吃喝。到了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，欧阳修才终于得到一块小龙团茶饼，一直被他收藏起来。

　　双井茶出产于黄庭坚的家乡洪州分宁（今江西修水），《茶谱》记载“洪州双井白芽，制造极精”。黄庭坚有诗句称赞道：

　　喝上一口双井茶，茶的醇香滋味让人不觉回味三日。黄庭坚常把这种滋味醇爽的茶叶赠与自己的好友苏轼。洪州与欧阳修的家乡吉州庐陵（今江西吉安）同属宋时的江南西路，作为江西风物的双井茶同样是欧阳修的心头好。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中曾评价“双井茶”为“草茶第一”：“自景祐以后，洪州双井白芽渐盛，近岁制作尤精，囊以红纱，不过一二两，以常茶数十斤养之，用避暑湿之气。其品远出日铸上，遂为草茶第一。”

　　双井茶发芽很早，芽状如凤爪，上有白毫，制作精致细腻。在保存双叶茶时，要用大量的品质一般的茶叶裹在周围进行防护，防止暑气浸染茶叶，败坏茶叶的品质。细致讲究的做法保证了茶品的质量，欧阳修的高度评价也使得双井茶美名远扬。蔡襄写道：“始于欧阳永叔席，乃识双井绝品茶”，正是欧阳修对家乡风味的力荐让双井茶为京城贵族喜爱，顺理成章地成为北宋贡茶之一。

　　不过，“草茶第一”不代表茶叶第一。宋代对茶叶的划分依据外形，成紧压状被称为“团茶”或“饼茶”，散开存放的被称为“草茶”或“散茶”。尽管双井茶品质确实优良，但欧阳修最喜爱的还是龙团茶的风味，且看欧阳修《双井茶》：

　　欧阳修固然和黄庭坚一样称赞双井茶的醇美和为人所喜“长安富贵五侯家，一啜尤须三日夸”，但《双井茶》的最后两句“君不见建溪龙凤团，不改旧时香味色”，已经说明了欧阳修的选择。龙团茶是皇室的象征，也是皇室的骄傲，赐龙团茶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，意味着皇帝浩荡的恩宠。

　　总之，古代的士大夫并不只有政治的抱负，一举一动尽是修养与功夫，对风雅的追求也是对人格的修炼。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诗、酒、花、茶，无不代表着欧阳修的翩翩风度与文人气质。

　　欧阳修（1007—1072 年），北宋著名文学家、政治家、史学家。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吉州庐陵永丰（今江西吉安市永丰县）人。字永叔，号醉翁、六一居士。天圣八年（1030 年）进士及第，历任秘书省校书郎、馆阁校勘、知谏院、知制诰、知滁州扬州颍州及应天府、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，位列宰执。期间曾因两度为范仲淹申辩而两度被贬出京。1067 年，再次经历朝廷风波后，看淡一切的欧阳修请辞出京知亳、青、蔡三州，并以太子少师致仕，归居颍州。1072 年逝世，享年六十六岁。累追赠太师、兖国公、秦国公、楚国公，谥号“文忠”。曾主修《书》，并独撰《新五代史》。存世《欧阳文忠公集》、《六一词》等。

　　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。他不仅是一代名臣，以文章负一代盛名，更胸襟开阔，团结同道，汲引后进，王安石、苏洵曾受他引荐，曾巩、苏轼、苏辙更是他慧眼识才、积极推举。

　　1、朱刚.“日常化”的意义及其局限——以欧阳修为中心[J].文学遗产,2013,(02):51-61.

　　2、吴洋洋,王确.花与北宋审美文化——以欧阳修为考察中心[J].文艺评论,2014,(02):64-68.

　　3、李精耕,陆坤.从“醉翁”到“茶人”:欧阳修的茶酒情结[J].农业考古,2015,(02):117-122.

　　5、肖汉泽.欧阳修“饮少辄醉”而非“一饮千钟”[J].阜阳师范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9,(02):26-29.

　　6、李景新.欧阳修苏轼居颍诗词中的酒文化[J].阜阳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0(05):19-28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