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琴棋书画诗酒花茶:欧阳修与古八雅丨新知im电竞

  

琴棋书画诗酒花茶:欧阳修与古八雅丨新知im电竞

  文博时空 作者 尹博 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诗、酒、花、茶,是古代被推崇的八件雅事。诗云:“善琴者通达从容,善棋者筹谋睿智。善书者至情至性,善画者至善至美。善诗者韵至心声,善酒者情逢知己。善茶者陶冶情操,善花者品性怡然。”

  在文人修养的图像中,琴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,古八雅中琴在首位,其地位可见一斑。相传,伏羲制琴,其目的便是为了抒发人的性灵、与自然沟通,从而达到心灵的陶冶。

  当然,伏羲所制古琴,为更早的五弦古琴。到了欧阳修的时代,古琴早已从五弦发展到七弦。欧阳修对琴艺的修养,也是指对七弦古琴的习练与欣赏。爱琴之人往往会为自己的琴起一个风雅的名字,“千岁声”便传为欧阳修的旧物,其上落欧阳修“六一”印,至今仍被收藏保存。

  吾家三琴,其一传为张越琴,其一传为楼则琴,其一传为雷氏琴……其一金晖,其一石晖,其一玉晖。金晖者,张越琴也;石晖者,楼则琴也;玉晖者,雷氏琴也。金晖其声畅而远,石晖其声清实而缓,玉晖其声和而有余。

  这三把琴已经佚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不过,从欧阳修对使用这三把琴的评价中,可以窥见他对琴艺是十分内行的。永叔说张越琴,则“声畅而远”;说楼则琴,则“清实而缓”;说雷氏琴,则“和而有余”,能够对琴声加以细致的辨别,本身就需要深厚的古琴功力。作为一代大儒,“和而有余”的雷氏琴更符合欧阳修对音乐的审美,《乐论》所谓“礼别异,乐合同”便是强调以乐和内的思想。

  雷氏琴固然更符合儒道,但琴徽是琴弦音位的标志,琴面的金徽、玉徽在烛火下容易夜间反光不定,石徽不易反光,方便走手取音,欧阳修晚年在视力不佳的情况下,更多弹的是石晖的楼则琴。晚年的欧阳修受眼疾所苦,又“中指拘挛”,弹琴有助于疏通血脉与筋络,是以欧阳修把弹琴作为养生保健的工具,“理得十余年已忘诸曲”,复习起常年遗忘的曲子。

  欧阳修能琴,并常常以琴会友,琴在良友群晤时有移情遣兴的作用,在这种场合最是适合不过。欧阳修的琴友,可以查考的如范仲淹、苏舜卿、苏轼、江休复、孙道滋等人,都是当时的文人学士。

  欧阳修的琴友中,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遵。沈遵与欧阳修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黄佑二年(1050 年)前后,沈遵在北宋期间担任太常博士,拜读《醉翁亭记》后夜不能寐,即刻收拾行李前往滁州。在游历醉翁亭后,沈遵感念《醉翁亭记》文意,纳入琴音,一心想着作一曲《醉翁吟》为永叔和。

  沈遵的琴曲创作后一直不曾示人,所谓高山流水,知音难觅,到至和二年(1055 年),沈遵终于得以初遇欧阳修,在欧阳修出使契丹的途中与他会晤,为欧阳修亲自演奏了这首《醉翁吟》。

  《醉翁吟》“宫声三叠”,艺术水准很高,欧阳修听罢此曲也是十分感动,亲自为沈遵写了《醉翁吟并序》作为歌辞。永叔大手笔后,《醉翁吟》也是逐渐传开,为时人激赏。殊为可惜的是,欧阳修创作的歌辞并不十分匹配《醉翁吟》,无法很好地配合琴曲唱出。好事者争相传播《醉翁吟》,为《醉翁吟并序》中的歌辞谱写新曲子,但都不怎么理想。

  一晃快三十年过去,欧阳修和沈遵都化为一抔黄土,与世长辞。只是沈遵的弟子崔闲还一直挂念着这件事,为有曲无词不配其声感到十分惋惜,便向欧阳修的弟子苏轼请教,“常恨此曲无词,乃谱其声,请于东坡居士。”

  这桩遗憾在欧阳修和沈遵之间结下,又戏剧般地在他们的弟子之间终止。元丰五年(1082 年),此时苏轼正被贬黄州,崔闲从庐山竹杖芒鞋,便来拜谒,两人一见如故。待说明《醉翁吟》这一遗憾后,崔闲“为弦其声”,苏轼“倚为填词”,琴曲一气呵成,未作一字删改。词云:

  “琅然清圆,谁弹响?空山无言。唯有醉翁知其天。月明风露娟娟。人未眠,荷篑过山前。曰有心哉!此弦。醉翁啸咏,声如流泉。醉翁去后,空有朝吟夜怨。山有时而同巅,水有时而回渊,思翁无岁年,翁今为飞仙,此曲在人间,试听徵外两三弦。”

  欧阳修的文人修养中,棋艺同样没有落下。对于欧阳修来说,伴随琴的,往往就是棋了,“有琴一张,有棋一局”,这是十分雅致的。

  欧阳修对围棋非常痴迷,他早年便酷爱下棋,虽然棋艺并不很精湛,但与朋友往往要弈上几场才觉身心舒泰。欧阳修有一首关于围棋的诗比较特别,记载他做梦的时候都在与人下棋:

  “夜凉吹笛”“路暗迷人”,棋局的开展,是在迷蒙、幻梦的氛围中。而“棋罢不知人换世”,是王质烂柯的典故。《述异记》载有晋时王质入山采樵,遇二童子对弈,便置斧旁观,一局看罢,再下山已是物是人非,沧桑百年。

  迷蒙幻境中还不觉凄凉,欧阳修醒来,便只能借着酒力,排遣思乡的悲伤愁苦。人世如恍惚的迷梦,执子之人,又何尝不是局中人,梦中棋局,让欧阳修更显身世的无奈与失意。欧阳修的愁绪从何而来?在仕途意气风发时,却如“夕贬潮阳路八千”般处境一朝改变,力挺范仲淹改革却惨遭打压,离京数年,却仍不得回归。欧阳修往常仕途顺意时,弈棋之人自然是络绎不绝的,而如今处境凄然,过往的亲友此时不在身边,连下棋都只能成为一种梦中的消遣。

 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,“六一居士”也许正是因为世事的沧桑,才更热衷于弈棋,就像苏轼不爱下棋,却热爱观棋,胜负之间自有理趣浮掠,“胜固欣然,败亦可喜。优哉游哉,聊复尔耳。”在棋局中浮沉,人生如浪涛般的起落,似乎也就不那么惹人烦忧了,永叔的梦中棋趣,也许就在此处。

  欧阳修在书法上造诣颇深,苏轼评价他的书法“笔势险劲,字体新丽,精勤敏妙,自成一家”,朱熹也评价道:“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,外若优游,中实刚劲。”

  欧阳修书法的风格特色追求一种神意,并不拘泥于法度im电竞,他的书法能够在自娱中挥洒自如,一刚一劲,一曲一折,尽是磅礴心境。这种风格特色的形成,与他对金石学的热爱不无关系。朱熹有言:“集录金石,于古无出,盖自欧阳文忠公始”,欧阳修可谓北宋金石学的开创者。金石学的“金”,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;金石学的“石”,主要是指石刻文字。而“书存金石气”,“金石气”一说便是从金石学中来的,金石学促进了书法上碑学的兴起,由金石学而来的“金石气”对书画创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。

  宋代帝王为复兴儒学、恢复礼治,本就对古物有着偏爱,整理研究古物在宋人那里也成为热潮。在欧阳修庆历四年(1044 年),范仲淹改革失败后,欧阳修同样被贬到地方,被贬后的欧阳修百无聊赖,金石碑刻就成了他最大的爱好。欧阳修的朋友们因官职调动也能够游走各地帮助欧阳修收集碑刻。在大约 20 年间,欧阳修搜集到 1000 多幅拓片,他把这些金石器物的拓片集装成册,在嘉祐八年(1063 年)成《集古录》。《集古录》也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。

  金石学的兴起,带来了金石碑刻质朴、古拙的审美风格,这种审美的风韵融入书法和绘画中,形成一种崇古的倾向。在书画领域,宋代官方就曾组织人员编写《淳化秘阁法帖》十卷本,主要使用王羲之、王献之的作品,作为书法的法度。

  法帖的“法”,提供了一种传统的典范和摹仿的范本,但对典范的摹仿泛滥之后,书法难免矫揉造作,不能发乎自然。欧阳修并不反对崇古,但他的崇古不是刻板地保留前代的物质与文化遗存,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崇古,是获得古人艺术创作刚健清新的劲力。对于书法,他认为“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,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”,也正是因为这种源自金石学的崇古理念,欧阳修的书法才能“自成一家”。

  获得古意的力量,不仅仅是从形式上,更重要的是精神内核。以这种理念为指导,“古”意味着合乎自然的“古拙”,要求艺术作品真实流露人的本性。正如欧阳修为《集古录》所作的序文写道:

  “上自周穆王以来,下更秦汉、隋唐、五代,外至四海九州、名山大泽、穷崖绝谷、荒林破冢,神仙鬼物,诡怪所传,莫不皆有,以为《集古录》。”

  欧阳修对金石字画的搜集,儒家的信仰不是他考量的主要因素,“神仙鬼物,诡怪所传”,永叔照样不加歧视予以收录,这样的标准是美学的,而不是道德的。以宋代皇室为首的对古物的搜集,更热衷的是代表正统性的礼器,对于山野的民间遗迹是兴趣不大的。反观欧阳修对金石字画的搜集,民间大量非名家的作品,占据的比例是相当大的。

  《碧落碑》是现存最早的宋拓,原碑在今天山西新绛县城内龙兴寺。唐高宗总章三年(670 年)时,韩王李元嘉的四个儿子为纪念其亡母祈福而立碑。

  此碑没有撰文、书丹及刻者的署名,且最后一个字缺了笔画,历史的真貌难以辨清,由此产生了种种有关其出处的说法。其中,有一则传说广为流传,欧阳修在《集古录》中引《洛中纪异》加以记载。

  传说讲到,在碑文撰写完毕后,要找哪位书法高手来刻碑?却迟迟不能确定。突然有一天,有两位道士主动上门,请求承担刻碑的重任。在刻碑期间,两位道士紧闭门窗,在屋内雕刻足足三日,却不发出丝毫声响。有人觉得怪异,便破门一探究竟。这时,怪事儿发生了,屋内并无人迹,唯有两只白鸽扇翅飞去,转眼一看,碑文却已显现在石碑上。仔细端详,碑文末尾“终天何及”的最后一字“及”尚未刻成,因为开门过早过急,只留下白鸽的双印。而这一“双鸽刻碑”的传说,也被刻在《碧落碑》碑身右侧。

  诗与酒,往往结合在一起。诗酒结合,是我国古代诗歌重要的传统。酒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被饮用的,正如《小窗幽记》记载:“春饮宜郊,夏饮宜庭,秋饮宜舟,冬饮宜室,夜饮宜月。”一觞浊酒,一腔诗意,万般悱恻,送入愁肠,换来不尽的快意。

  酒常常是消愁解忧的,当永叔官场挫折,内心失意时,酒是他最好的伙伴。现存文献显示,欧阳修在滁州期间共作诗 55 首,与酒相关的有 26 首,占去了欧阳修滁州诗歌近半。

  欧阳修号醉翁,在晚年自号六一居士,这两个称号无不与酒有关。其自传《六一居士传》记载了他称号的来源以及与酒的关系:

  六一居士初谪滁山,自号醉翁。既老而衰且病,将退休于颍水之上,则又更号六一居士。客有问曰:“六一,何谓也?”居士曰:“吾家藏书一万卷,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,有琴一张,有棋一局,而常置酒一壶。”客曰:“是为五一尔,奈何?”居士曰:“以吾一翁,老于此五物之间,是岂不为六一乎?”

  一万藏书、一千金石集录、一琴、一棋、一酒、一翁,此为“六一”。作为一代大文豪,最能代表他诗性的,就是这酒,因酒,才有诗意的醉翁,因酒,醉翁才有对世事的通达。也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能够代表艺术的精神一样,酒与极度需要灵感的诗是相通的,酒带来热情、自由、反抗、解脱,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是一种超然的浪漫。“文章太守,挥毫万字,一饮千钟”,酒的精神于欧阳修就是诗的精神,这是独属于文人士大夫的境界。

  在高兴快乐时,人们同样可以饮酒,不同于苦闷时酒使人消愁、旷然的功用,在诗会、酒会上的酒,更多的是一种娱乐、交际的作用。诗会、酒会中,有时以诗佐酒,有时以酒佐诗。欧阳修居颍州期间,便在聚星堂主持过盛大的诗酒会,《聚星堂诗集》便是欧阳修颍州诗酒会的产物。

  在诗酒会这种愉快的场合中,还离不开乐舞助兴,美人、美酒、美歌、美舞,相得益彰。欧阳修的名作《浣溪沙》能极好地展现这种愉快的氛围:

  湖岸的美景、动人的乐舞,都能激发人的酒兴,酒兴催发诗兴。“六么催拍盏频传”中的“六么”便是宋代的舞曲名称。白发戴花,说明欧阳修晚年雅兴依旧不减。

  喜爱花卉,对文人来说是一种风雅。鲜花可以喻美人、君王、高洁的品性……很多时候喜爱花,并不只是喜爱花的视觉意义上的美感、嗅觉意义上的芬芳,而是上升到一种道德的价值判断。

  欧阳修喜爱牡丹,“曾是洛阳花下客”。天圣八年(1030 年),24 岁进士的欧阳修便在西京洛阳留守推官。西京牡丹种类多样,花团锦簇,繁花似锦,欧阳修《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》记载的牡丹品种便有“姚黄”“魏红”“腰带鞓”“泼墨”“鹤瓴”等。洛阳地产牡丹,洛阳民众又喜爱牡丹,这种风气直接导致了欧阳修对牡丹的喜爱。

  事实上,对牡丹的欣赏,在唐时就极度火热,白居易写道:“帝城春欲暮,喧喧车马度。共道牡丹时,相随买花去。……家家习为俗,人人迷不悟。”美丽的牡丹用其硕大的花朵、饱满的颜色赢得了众人的喜爱,更重要的是,牡丹具有艳压群芳的品格,能够标榜喜爱者的不羁于世与高贵的地位,这是牡丹在道德上的价值与意义。

  宋代保留下来的民众生活用品中,牡丹的图样为数不少,足以说明这种喜爱与风靡。

  然而,牡丹能够被人人欣赏,这就为牡丹蒙上了俗艳的阴翳,对牡丹的狂热冷却下来,也容易产生一些反感的心理。一些宋人更爱梅花的淡雅、莲花的不染,而不是牡丹的艳俗。对于儒家来讲,牡丹太过艳丽,一定程度危害正人君子的形象,很多文人对于牡丹是有避讳的心理的,宁可喜爱梅竹兰菊这些在道德上更“君子”的花草。

  欧阳修是宋代第一个大胆肯定牡丹的审美价值的士大夫,其《洛阳牡丹记》为牡丹进行了道德上的正名。在欧阳修视野下,牡丹开放得如此美丽,如果不加欣赏,反而显得不解风情了。牡丹既不是“妖”,也不是“灾”,它的美丽并没有什么过错。花的道德意义,从来都是在人不在花,只不过世人往往愿意以其促狭。于欧阳修,牡丹不但不俗气,还有了劲骨刚心的坚韧味道。

  有欧阳修这位前辈作为标杆,游览牡丹的愉快就不再是什么惹人羞怯的事了,对牡丹带来的色泽艳丽和心情的愉悦从不避讳,沉浸在这样的声色中也不会感到压力和焦虑,这一切都要托欧阳修为牡丹树立的非“妖”非“灾”的新形象。

  “花之钟其美”,喜爱花卉的美丽是人之常情。自欧阳修大力推崇牡丹后,后代人以牡丹为题材创作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,文人画中表现牡丹也是极自然的事了。欧阳修的后辈如苏轼、司马光等均对牡丹给人的快乐直言不讳,苏轼写有《牡丹记叙》,司马光有《独乐园记》。牡丹自欧阳修后不卑不亢地重新进入了文人的审美图谱中,文人画的题材也得到了新的拓展。

  古八雅中的最后一雅是茶,欧阳修与茶结缘深厚,可谓“茶人”。他曾参与北宋茶法改革,起草《通商茶法诏》,主张茶在市场的自由流通、改善沉重的茶税和变易不定的茶法;他也曾钻研茶的水品问题,写过《大明水记》和《浮槎山水记》,在陆羽对茶水“山水上、江水中、井水下”的水质划分基础上提出对水味的考证与辨别。不过,品茶的根本在于茶叶的好坏,最能体现欧阳修与茶结缘的,还是他与龙团茶和双井茶的联系。

  欧阳修喜爱的茶叶是龙团茶,他认为龙团茶汇集了“天地之英华”,是“最灵物”。史载欧阳修在翰林院修《书》《新五代史》时,宋仁宗感念他修史的辛苦,就赐给了他一斤龙凤团茶,之后每个月都赐给他作为例赐。

  龙团茶是北宋的贡茶,品味龙团茶,要用玉水注入,黄金碾磨,细绢轻筛,用流纹如丝似毫的兔毫盏来喝,十分精致奢侈。

  到了仁宗庆历年间,蔡襄担任转运使,监制了一种更为名贵的小龙团茶,欧阳修也有幸得到过,他在为蔡襄《茶录》写的《龙团茶后序》记载有:

  “茶为物之至精,而小团又其精者,录序所谓上品龙茶是也,盖自君谟始造而岁供焉。仁宗尤所珍异,虽辅相之臣,未尝辄赐。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,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,宫人翦为龙凤花草贴其上。两府八家分割以归,不敢碾试,相家藏以为宝,时有佳客,出而传玩尔。至嘉祐七年,亲享明堂斋夕,始人赐一饼,余亦忝预,至今藏之。”

  小龙团的珍贵程度,已经不是龙凤团茶可以比拟的了。宋仁宗特别喜爱小龙团,就算是宋代位极人臣的高官,也没有赏赐过。只是在进行祭天的大礼时,仁宗才会赏给中书省和枢密院各一饼,每饼被四人平分。1/4的小龙团被高官收藏在家里当作宝物,只是有贵客前来时,才会拿出来给人欣赏,不敢加以吃喝。到了嘉祐七年(1062年),欧阳修才终于得到一块小龙团茶饼,一直被他收藏起来。

  双井茶出产于黄庭坚的家乡洪州分宁(今江西修水),《茶谱》记载“洪州双井白芽,制造极精”。黄庭坚有诗句称赞道:

  喝上一口双井茶,茶的醇香滋味让人不觉回味三日。黄庭坚常把这种滋味醇爽的茶叶赠与自己的好友苏轼。洪州与欧阳修的家乡吉州庐陵(今江西吉安)同属宋时的江南西路,作为江西风物的双井茶同样是欧阳修的心头好。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中曾评价“双井茶”为“草茶第一”:“自景祐以后,洪州双井白芽渐盛,近岁制作尤精,囊以红纱,不过一二两,以常茶数十斤养之,用避暑湿之气。其品远出日铸上,遂为草茶第一。”

  双井茶发芽很早,芽状如凤爪,上有白毫,制作精致细腻。在保存双叶茶时,要用大量的品质一般的茶叶裹在周围进行防护,防止暑气浸染茶叶,败坏茶叶的品质。细致讲究的做法保证了茶品的质量,欧阳修的高度评价也使得双井茶美名远扬。蔡襄写道:“始于欧阳永叔席,乃识双井绝品茶”,正是欧阳修对家乡风味的力荐让双井茶为京城贵族喜爱,顺理成章地成为北宋贡茶之一。

  不过,“草茶第一”不代表茶叶第一。宋代对茶叶的划分依据外形,成紧压状被称为“团茶”或“饼茶”,散开存放的被称为“草茶”或“散茶”。尽管双井茶品质确实优良,但欧阳修最喜爱的还是龙团茶的风味,且看欧阳修《双井茶》:

  欧阳修固然和黄庭坚一样称赞双井茶的醇美和为人所喜“长安富贵五侯家,一啜尤须三日夸”,但《双井茶》的最后两句“君不见建溪龙凤团,不改旧时香味色”,已经说明了欧阳修的选择。龙团茶是皇室的象征,也是皇室的骄傲,赐龙团茶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,意味着皇帝浩荡的恩宠。

  总之,古代的士大夫并不只有政治的抱负,一举一动尽是修养与功夫,对风雅的追求也是对人格的修炼。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诗、酒、花、茶,无不代表着欧阳修的翩翩风度与文人气质。

  欧阳修(1007—1072 年),北宋著名文学家、政治家、史学家。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吉州庐陵永丰(今江西吉安市永丰县)人。字永叔,号醉翁、六一居士。天圣八年(1030 年)进士及第,历任秘书省校书郎、馆阁校勘、知谏院、知制诰、知滁州扬州颍州及应天府、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,位列宰执。期间曾因两度为范仲淹申辩而两度被贬出京。1067 年,再次经历朝廷风波后,看淡一切的欧阳修请辞出京知亳、青、蔡三州,并以太子少师致仕,归居颍州。1072 年逝世,享年六十六岁。累追赠太师、兖国公、秦国公、楚国公,谥号“文忠”。曾主修《书》,并独撰《新五代史》。存世《欧阳文忠公集》、《六一词》等。

 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,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。他不仅是一代名臣,以文章负一代盛名,更胸襟开阔,团结同道,汲引后进,王安石、苏洵曾受他引荐,曾巩、苏轼、苏辙更是他慧眼识才、积极推举。

  1、朱刚.“日常化”的意义及其局限——以欧阳修为中心[J].文学遗产,2013,(02):51-61.

  2、吴洋洋,王确.花与北宋审美文化——以欧阳修为考察中心[J].文艺评论,2014,(02):64-68.

  3、李精耕,陆坤.从“醉翁”到“茶人”:欧阳修的茶酒情结[J].农业考古,2015,(02):117-122.

  5、肖汉泽.欧阳修“饮少辄醉”而非“一饮千钟”[J].阜阳师范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9,(02):26-29.

  6、李景新.欧阳修苏轼居颍诗词中的酒文化[J].阜阳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0(05):19-28.